弘业二十六年，西历1687年。

休整期间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了。

施琅。

施琅第一次见到“迁界禁海”的成果，是在1685年深秋。

他奉命巡查福建沿海防线，从泉州一路向南。船队沿着海岸线走，他站在船楼上用千里镜看——三十里内，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子。

村子烧了。田荒了。码头的石基上长满了藤壶，说明海水已经泡了很久。渔民的房子只剩焦黑的框架，像一具具被剔了肉的骨架。

最后一批不肯走的百姓，被清军拖出村子。一个老渔妇抱着孙子跪在灰烬里，哭得撕心裂肺。施琅站在路边看着，没有说话。

副将在旁边催：“将军，走吧。这是上头的令。”

施琅没动。他看着那个老渔妇，看着她怀里的孩子——四五岁，脸上全是灰，眼睛里全是恐惧。那双眼睛让他想起了四十年前，他自己也是这么大的时候，跟着父亲从漳州逃难到厦门。那时候海面上还有船，岸上还有家。

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

他的任务是巡海，不是救人。清廷怕的不是外敌来犯，怕的是自己的百姓逃到海上去——逃到南洋，逃到台湾，逃到任何一个不在满人掌控之中的地方。所以烧光、搬光、清光，三十里内不留活人。

这就是他效忠了十年的朝廷。

当天晚上，施琅在船舱里喝闷酒。他很少喝酒，但那天喝了。酒是劣酒，辛辣，烧嗓子。副将不敢进来，在外面守了一夜。

酒到半夜，他把碗砸了。瓷片碎在甲板上，声音很脆。

“将军？”副将掀帘探头。

“没事。”施琅的声音沙哑，“睡觉。”

他躺下了，但一夜没合眼。

两年后，1687年。

施琅收到一封密信，是广东那边传过来的，用明远银票的暗号写的。拆开之后只有一句话：“大明海军副统领之位虚席以待。”

没有署名，没有落款。但施琅知道是谁写的——能让人把信送进福建水师提督的船舱里，整个南洋只有一个人有这个本事。那个女人的银票，在福建沿海比大清的铜钱还流通。

他把信放在桌上，看了一夜。

蜡烛换了三根。信纸被烛泪沾了几个点。

施琅六十岁了。降过一次——从郑氏出走降清，被骂“叛徒”。再降一次——从清降明，会被骂什么？三姓家奴？他心里清楚。

但烧了信之后，他又捡回来。

天亮时他叫来副将。

副将进舱时，施琅站在窗前，背对着他。

“沿海三十里，还有多少活人？”

副将答不上来。

施琅转过身，“收拾船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南洋。”

他带着三十艘战船、两千名水手和一百多名造船工匠，从福建出海，沿南海一路北上，在广东登陆后转赴南昌。

朝堂上，文武百官分列两侧。施琅走进来的时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他身上。一个从清廷叛来的水师将领，六十多岁，须发斑白，腰板却挺得笔直。他穿着半旧的青布袍，没有甲胄，没有官服，像一个走远路的老船工。

“施将军，”朱慈炯拱手，“久仰。”

施琅打量了他一眼。五十多岁的皇帝，鬓角已有白发，但眼睛很亮——不是年轻人的那种亮，是在海上漂了几十年、见过太多生死之后沉淀下来的那种亮。

“陛下，比臣想象中年轻。”施琅直说。

“朕也以为施将军会更年轻。”

施琅笑了一声，沙哑。“老臣今年六十有三，这辈子一半在海上一半在牢里。人不老才怪。”

他拱了拱手，但没有跪。朝堂上引起一阵骚动，几个文官皱起了眉。武将们倒是理解——水师的人，膝盖硬。

“臣来投大明，有两个条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