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12月，伦敦，唐宁街10号。

烟雾浓得几乎化不开，与潮湿的石头、陈年威士忌和压抑的焦虑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。温斯顿·丘吉尔深陷在扶手椅中，像一头被困在多重铁笼里的年迈雄狮。面前摊开的三份关于龙国意识形态的声明文件，此刻显得近乎荒谬。它们旁边，是更加刺眼、也更加真实紧迫的军情电报：大西洋上，美国舰队与英国残余皇家海军及德国潜艇部队的零星交火报告；北美边境，加拿大方向上与美军对峙的紧张局势更新；以及国内关于物资配给进一步收紧的令人沮丧的预测。

“意识形态……”丘吉尔从牙缝里挤出这个词，带着浓重的鼻音和无比的嘲讽，他手中的雪茄烟灰长得快要折断，“美国人被龙国人在太平洋上打断了脊梁，德国人在东线和我们……暂时达成了默契，转过头，就和莫斯科那个鞋匠的儿子一起，玩起了给远东巨人贴标签的游戏？而那个巨人，居然还认真地写了一份‘自我介绍’？”

他猛地吸了一口雪茄，让辛辣的烟雾充满肺部，似乎想借此驱散心头的郁结。

“首相，这或许意味着战后格局的提前预演……”一位内阁秘书小心翼翼地说道。

“预演？不，这是分散注意力！是懦弱的表现！”丘吉尔的声音陡然提高，在密闭的地下室里回荡，“真正的战争还在继续！美国，那个我们曾经的‘表亲’，现在正和德意志的纳粹一样，是我们的交战国！他们在加拿大边境集结，他们的舰队在寻找我们运输线的每一个漏洞！而我们，大英帝国，正同时与这两个怪物作战！这个时候，华盛顿和莫斯科，还有柏林，却在争论龙国应该被叫作‘共产主义初级阶段’还是‘军事化传统强权’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”

他拿起赵振那份《告全体同胞及友邦书》，快速扫过那些关于“天下为公”、“民族复兴”、“国家务实”的论述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。

“跟龙国站在一起？”他自问自答，语气充满讽刺，“去信奉他们的‘天下为公’？看看赵振是怎么做的：他拿下了波斯湾，控制了大片远东土地，他的舰队游弋在太平洋。他的‘公’，首先是他龙国的‘公’，是他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。这和我们昔日帝国的逻辑，本质上有什么区别？只不过他成功了，而我们……”他挥了挥手，没有说下去，但衰落的苦涩弥漫在空气中。

“但至少，龙国目前不是我们的直接敌人，首相。”外交大臣安东尼·艾登谨慎地指出，“他们与美国签订了停战协定，拿走了夏威夷和巨额赔款。他们与德国有石油合作，与苏联……关系微妙但暂无战事。他们似乎满足于已获得的利益，没有迹象显示会立即西进或南下威胁我们的核心领土（如印度、马来亚暂时未被提及）。他们的意识形态阐述，也特意强调了内向性和非扩张性。”

“这正是问题所在，安东尼！”丘吉尔用雪茄指着艾登，“一个强大、自给自足、没有明显意识形态传教热情、但利益边界模糊的巨人，站在我们所有交战国（美国、德国）的侧翼，甚至背后。我们不知道他下一步会看向哪里。他的‘天下为公’今天可以是对内宣传，明天如果觉得‘天下’应该包括南洋的橡胶和锡矿呢？包括苏伊士以东的航道呢？”

他放下雪茄，双手撑在桌面上，目光如炬地扫视着在场所有面色凝重的人：“我们没有盟友！一个都没有！美国是当前的死敌，德国是意识形态的死敌兼暂时的停战对手（这感觉令人作呕），苏联是潜在的、令人不寒而栗的异类。龙国……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，一个我们无法用旧有帝国思维或意识形态框架去套用的变量。”

地下室里一片死寂，只有通风系统低沉的哀鸣。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，在1944年岁末的寒冬里，仿佛只剩下这地下室内挣扎的余烬。

“那么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财政大臣金斯利·伍德的声音干涩。

丘吉尔沉默了良久，重新拿起赵振的文件，又看了看地图上被红色（美国压力）、黑色（德国阴影）、深龙国色（龙国疆域）包围的不列颠群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