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党校宿舍已是晚上九点，马副书记正在灯下读《红旗》杂志，见他回来，点了点头：“郭省长找你谈话了？”

“嗯，谈了下一步工作思路。”我简单应道，脱掉外套挂在椅背上。

宿舍里很安静，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蛙鸣。我打了热水洗脚，脑子里却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。

陈教授的理论课、小组讨论的争论、郭副省长的提醒……种种画面在脑海中交织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这四年的路走得太顺了——星火拖拉机一举成名，平遥牛肉试点成功，茶煮匠遍布全省，甚至连省领导都对他青眼有加。

这种“顺”，让他产生了一种错觉：自己可以在这个时代为所欲为，可以凭借后世经验加速一切进程。

但现在看来，不行。

1965年的中国，计划经济体系严密，意识形态高度统一，任何突破框架的尝试都可能被视为“异端”。专业化商业公司、市场化运作、股份制改革……这些在80年代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，放在现在就是“资本主义尾巴”，是要被坚决割掉的。

我躺到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，思绪越飘越远。

自己这几年弄出的动静太大了——一个农村少年搞出拖拉机厂、推动牛肉产业化、还写什么“专业化公司设想”，在有心人眼里，这足够被贴上“走资派”的标签。

冷汗，不知不觉浸湿了背心。

必须收敛，必须……

一个更疯狂的念头突然冒出来：要不要趁现在局势还没完全收紧，找个机会去香港？

这个想法让我心跳加速。

作为重生者，我太清楚香港未来二十年的黄金发展期了。1965年的香港，房地产刚刚起步，股市尚未起飞，制造业方兴未艾。如果能去香港，凭借后世的商业眼光，十年之内就能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。等到改革开放再回大陆，那就是降维打击……

但下一秒，这个念头就被我自己否决了。

怎么去？现在港澳通行证管控极严，除非有特殊公务或探亲理由，否则根本办不下来。偷渡？风险太大了，一旦被抓，不仅前功尽弃，还可能连累韩家村的乡亲们。

更重要的是——

林雪晴怎么办？

我眼前浮现出那个北京姑娘的样子：扎着两条麻花辫，眼睛亮晶晶的，说话时总带着真诚的笑容。去年北海公园的告白，清华校园里的并肩漫步，图书馆里她认真看书时的侧脸……

“我会等你。”她说这话时的眼神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如果自己偷渡去香港，不告而别，雪晴会怎么想？她的父母本来就因为自己“农村出身”“思想太活”而不太满意，要是再来个“畏罪潜逃”，那这段感情就真的完了。

“我重生到这个世界，难道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？”我在心里问自己，“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？难道要像前世一样？”

不。

我猛地坐起身，把对面的马副书记吓了一跳。

“小韩，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，马书记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就是想起些工作上的事。”

重新躺下，我做出了决定：不能走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不仅因为雪晴，也因为韩家村的乡亲们，因为星火厂的工人们，因为那些相信他、跟着他干的人。

我得留下来，在这个框架内寻找出路。

想通了这点，我反而轻松了。既然暂时走不了，那就沉下心来，好好在这个时代生存、学习、积累。党校这三个月的学习，正是绝佳的机会。

第二天开始，我调整了状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