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书房,应元正看着桌上的两个盒子。
他已经从小东儿那里知道这是什么了。
打开装有报告的那一盒,最上面,是严建章关于怀集县的报告。
严建章初到怀集时,只见县衙内外人来人往,忙碌异常。他还暗自欣慰,这知县勤勉,新政推行得力。
当地大户里有陈氏族人,他们比知县还早一步主动联络严建章,问的全是高要县的事。
得知陈家的下场后,纷纷主动交出隐匿田产,态度之诚恳,令人动容。
一切看似顺利推进。
可就在县衙“忙碌”数日后,严建章却嗅到了异样。
他本就是知县出身,深知一项新政,绝不会让整个衙门如此疲于奔命。
于是他寻了个差役,略施威压,对方立刻招认。
这知县,根本不管事。
平日里只挂个名头,政令不出内堂。每逢上官巡查,便临时演一场“勤政”大戏,上下齐心,装模作样。
人一走,立刻恢复原状,衙门如死水一潭。
严建章在报告中详细记述了这座‘空转’的县衙。
百姓来报案,登记入册,一句“正在查办”便打发了事。
三天后,案卷便被悄悄焚毁。
若有人追问进度,便答:“尚在调查。”
一两个月后再问,就成了‘文件遗失’。
于是重新登记,再烧,再拖——循环往复。
久而久之,无人再信官府。
反倒是地方上的地主乡绅,成了百姓求助的对象。
他们修桥铺路、调解纠纷、借贷救急,声望竟远超官府。
知县可以无视百姓,却不敢无视乡绅。
政令推行、税赋摊派、徭役征调,处处仰仗他们支持。
于是默许其势力渗透,甚至暗中勾结,导致官权退场,乡绅掌权。
百姓不再找衙门办事,转而求乡贤。
严建章在信中写道:
“世子,这不是民心所向,而是官府自我放逐后的权力空隙。我怀疑这是知县和士绅做的局,才变成现在这情况。只因我未获确证,只能以‘办事不力、玩忽职守’处置这个知县。”
至于新政本身,除了陈家交出来的那部分,丈量的结果,竟与旧账一模一样。
严建章觉得蹊跷,亲自下乡走访村民。
出乎意料的是,大多数人竟对新税率表示满意。
即便有人有些不满,也只是私下抱怨几句,没有重新测量之意。